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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深化改花店革開放推進創新驅動發展
　　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中國不可逆轉的偉大歷史進程，一個“智者得立其功，勇者得行其志”usb的創新創造大潮將噴涌奔流
　　文/慎海雄
　　舉世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房屋二胎書記在湖南考察時強調，堅定信心，扎實工作，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保民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充分利用有利條件，努力剋服不利因素，推動經濟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習總書記還指出，我們這麼大個國家、這麼多人口，仍然要牢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確，儘管35年來我們取得了“當驚世禮服界殊”的巨大成就，但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是發展中大國，調結構、促改革、保民生，維護社會穩定，都離不開穩增長這個前提。因此，我們不是要不要發展的問題，關鍵是選擇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
　　恰恰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突出的。這種挑戰，一方面體現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然存在著發展觀的偏差，把GDP數字這個衡量發展的指標之一當成了發展的全部，有的地方為了GDP“好看”不惜竭澤而漁，有的地方甚至通過註水把GDP“泡大”。另一方面，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資花店源環境的制約依然突出，質量與速度的背離依然突出。而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我們大多數行業仍處於供應鏈的低端，自主創新的能力仍很薄弱。這些都表明，延續既有發展方式，經濟發展受到的制約將越來越大，發展也越來越不可持續。問題的複雜性、嚴重性還在於，發展觀的偏差，必然助長對既有發展方式的依賴，而一些既有發展方式由於缺乏內生活力與動力，反過來又會強化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方式。偏差的發展觀與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的交互作用，知錯而不鑒，知不可持續卻飲鴆止渴，正是結構難調、方式難轉的重要原因。
　　正因為如此，十八大閉幕不久的2012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經濟工作要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增長。這次在湖南調研時，總書記再次強調要追求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生產總值，追求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貫徹落實習總書記的要求，必須雙管齊下：一要對各級領導幹部的發展觀與政績觀來一場徹底糾偏，把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統一到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上來，牢牢確立“質量、效益、可持續”意識，從理念上“排水”；二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加快實施創新驅動，在行動上“擠水”，拒絕不可持續的“泡沫”。
　　事實上，轉方式已越來越緊迫。近段時間各地屢爆的霧霾天氣，揪起了許多幹部群眾的心。雖然產生霧霾的原因比較複雜，但高能耗、高污染顯然是一個主因。比如，在京津冀這個面積占不到全國1/20的區域，卻密佈著超過全國一半的煉鐵高爐，這直接導致鋼鐵行業給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造成的污染將比其他地區更嚴重，防治難度更大。為此，京津冀三地已經著手聯防聯控。
　　日益嚴峻的環保壓力後面，折射的是轉變發展方式的緊迫性。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為主攻方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成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我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但30多年來的高速發展，我們付出的代價也很大。據測算，目前我國的人均能耗達2.6噸標準煤/年，已經趕上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國每年能源消耗總量的1/5，用來製造發達國家不再生產的高耗能產品。經濟全球化使我們受到了益處，也加大了我們解決資源環境問題的困難。粗放的增長方式已經到了非轉不可的時候，轉方式已經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唯一正確選擇。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要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係，防止把發展簡單化為增加生產總值，一味以生產總值排名比高低、論英雄。轉方式、調結構是我們發展歷程必須邁過的坎，要轉要調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範圍內，否則資源、資金、市場等各種關係都綳得很緊，就轉不過來、調不過來。
　　轉方式無它途，唯有堅定不移靠改革。習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指出，現在，我國進一步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解決這些方面的矛盾和問題，必須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事實表明，體制機制不合理是制約轉方式的最大障礙，轉方式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必須把抓改革、促轉變、謀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中激活全社會的經濟細胞，以市場配置資源和要素取代行政管制，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
　　創新的動力活力，決定著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益。思科CEO錢伯斯有一句名言：在互聯網經濟下，大公司不一定打敗小公司，但是快的一定會打敗慢的。這就是“快魚吃慢魚”的原理。快就快在創新有招，慢就慢在創新乏術。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唯有創新，才能抓住機遇。創新，要從全面深化改革找動力，要向體制機制要活力。只有在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形成新的發展方式上不斷實現新突破，才能搶占國際市場制高點，贏得發展主動權。
　　我們要完整準確地理解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戰略要求，要靠改革來突破，要靠開放來帶動。以體制創新形成倒逼機制，在改革開放和創新探索中創造新的經驗。改革和開放是推動發展的兩個輪子，只有一起轉動起來，才能形成強大的發展合力。當前，我們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尤其要註意研究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借鑒他人之短長，避免重走人家的歪路，付出不必要的學費。誕生只有一個月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通過採用發達國家通行的“負面清單”管理和審批流程精簡，其它地方8個月才能完成的項目審批，在自貿區只需4天；散落在各部門的外資領域審批規章多達17萬項，而自貿區精簡到了190條。
　　習總書記指出：“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現在，我們已進入轉方式的關鍵期、發展的轉型期和改革的深水區，推進改革開放的矛盾多、難度大，但空間和潛力同樣巨大。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中國不可逆轉的偉大歷史進程，是億萬人民的共同願望。從體制機制上祛沉痾啟新路，一個“智者得立其功，勇者得行其志”的創新創造大潮將噴涌奔流。我們是這一偉大歷史進程幸運的親歷者，更要做全面深化改革的積极參与者、智勇兼備的實踐者，奮發有為，努力實現我國經濟的新跨越，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創中國道路新境界
　　站在公元2013年的時代山巔，回望歷史，當下正是1840年以來國強民富“中國夢”實現與否的決勝時刻；眼觀現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能否最終凝聚為13億多國民“制度共識”的“中國道路”正在此一舉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健君
　　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在11月9日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請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使之成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十八大以來，從出台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到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力改“四風”；從“打鐵還需自身硬”的重整黨紀承諾，到“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從嚴治黨“組合拳”；從“壯士斷腕”力推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到連續取消、下放334項行政審批權和取消最低註冊資本的公司登記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六字已成為新一屆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統領各項工作的核心詞，也成為凝聚最廣大人民群眾思想共識的關鍵詞。
　　然而，既不同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時“窮則思變”成就的上下同心，也不同於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時卸下“計劃”包袱向市場經濟體制輕裝疾進的勢如破竹，更不同於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時駕馭全球化風浪的高歌長進，當前改革面對的現實：
　　一方面，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國際金融危機依然持續，全球化深刻調整，國際競爭格局進入新一輪大變革時期；另一方面，距離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僅有6年多時間，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大業最關鍵時刻……時間窗口之緊迫、利益調整之複雜、內外環境之多變、改革任務之艱巨、破解難題之眾多，堪稱空前、世所罕見。
　　人們在關註：舉世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歷史意義何在？對未來社會發展的影響何在？對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建設具有什麼樣的歷史意義？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轉折點上，中國共產黨如何帶領中華民族在21世紀完成兩個百年的歷史目標？
　　在此深刻大背景下，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審議的這部“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毫無疑問將不僅是新中國成立64年和改革開放35年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的實踐和創新的結果，更將是新時期“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躍升至“制度自信”新境界的現實來源和指導綱領。
　　具有全局戰略意義的深刻革命
　　從深化改革的角度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大門”、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道路、十六屆三中全會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又一次全局意義上的戰略性深化和革命。
　　1985年3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總裁二階堂進時提出了自己的論斷，“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就在於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制度層面新的躍遷過程。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個總體設計，也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接受本刊採訪中，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王夢奎作為《決定》主要起草人之一回憶說，“我當時參加了黨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這方面的會議，知道改革的緊迫和工作的艱巨，也看到黨中央和國務院推進改革的決心和魄力之大。像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這樣大的利益關係調整，絕不是幾個起草文件的人能夠做到的；即使設計了方案，如果沒有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有力領導，改革也是難以推行的。”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告訴本刊記者，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旨在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等制度和機制，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最重要創新之處就是在改革和發展全局上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也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改革觀。”
　　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的改革現實，在制度建設層面帶有上述三次改革所具有的變革性質和全局意義上的訴求。對於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而言，相比1978年、1993年和2008年，儘管面對著迥異的現實環境，且改革所涉領域擴展至全方位的“五位一體”，任務空前繁重和艱巨，但遭遇的改革情勢卻是相同的——中流擊水，不進則退。這樣的改革也必然拒絕棱模兩可、含混其詞，而直擊改革巨堅的肯綮所在。
　　因此，十八大報告不但繼承了十七大報告“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的論斷，而且在十八大閉幕一個半月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此輪改革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改革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堅持全面改革……”，“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
　　開創人類發展新道路
　　從國家建設角度看，此次以“五位一體”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為重心的新變革，是中國能否規避和擺脫西方發達國家曾走過的資源消耗型發展道路，而走出一條綠色、友好、人與自然和諧共進的發展道路，以及中國現代化能否跳出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躍遷過程中“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關鍵之舉。
　　“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產生，外因是經濟不自主，表現為產業和金融的不自主，乃至政治上的不自主；內因是分配不公平，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逾越的內生性障礙。
　　社會主義中國有信心跨越這個陷阱。正在將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送入工業社會，這是現代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偉大故事。下一步，還要建設一個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為綠色、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現代經濟體系。
　　我們還要擺脫西方掠奪發展的歷史原罪，創建互利共生的世界經濟新模式；打破西方對非西方體系的經濟壟斷，使現代工業文明成果服務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讓人類平等、自由地共享文明的進步。
　　剛剛過去的10月份，我國中東部霧霾呈現高發態勢，也使得今年我國平均霧霾日數為52年來最多。“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資源消耗型經濟和環境破壞性生產導致的霧霾天氣，說明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各項制度建設沒有到位。”北京大學國家軟實力研究院研究員胡應南向本刊記者警示說，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難以支撐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允許‘五位一體’的社會制度建設再滯後了。”
　　胡鞍鋼將新一輪“五位一體”的制度改革稱為2.0版本的改革，它以“共同富裕”為主題，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以“維護社會公平”為基本原則，使改革開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他認為，這個全新改革版本同時追求三大目標和進行三大改革：
　　一是追求經濟更有效率，繼續推進競爭改革。今後，提高經濟效率、提高國際競爭力仍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建設公平、公正、公開競爭的全國或區域統一市場體系，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二是追求經濟更加公平，需要實行公平改革。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為全體勞動者提供機會均等、充分就業的社會服務，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建立健全促進農民、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收入較快增長的長效機制。
　　三是追求經濟更可持續發展，需要創新綠色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在他看來，2.0改革版本將產生三大效益和紅利：經濟效益和紅利，社會效益和紅利，生態效益和紅利。最重要的是，如果此舉成功，中國不但將擺脫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資源消耗型經濟”和“環境污染性發展”的破壞性發展道路，而且將跳出因不能實現更多發展成果共享於最廣大勞動群眾而導致社會“翻車”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中國的情況是，一旦制定了目標，它就會信守承諾，直至最後完成目標。而在我們的政治文化里，確定目標有時就是表達一種大體上的願望而已。”兩年前的2011年3月底，面對中國制定的雄心勃勃的減排計劃，前英國首相布萊爾曾感慨地評價說，“中國制定的目標非常具有挑戰性，絕非輕而易舉就可完成。但是，中國是個‘言必行’的國家。”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一周的11月2日，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外方代表時語氣堅定地說，“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很充分。我們對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抱有信心。中國不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民族自強運動”高潮期
　　從民族復興大業角度看，未來十年可謂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民族自強運動”的高潮階段，同時面對的內外不確定因素和風險空前複雜。此時此刻，改革能否“背水一戰”實現質量和制度層面的發展道路創新，直接決定著復興大業是成功登頂還是功敗垂成。
　　新中國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向無數先賢志士致敬：……“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今天的中國夢，是5000年來中華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精神的時代表達；是1840年以來、1949年以來，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默默犧牲奉獻，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深心切願。中華民族，已經並將繼續對人類作出偉大的貢獻。
　　1861年1月11日，清朝恭親王奕，會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以洋務運動髮端的“民族自強運動”自此肇事。
　　此後，無論是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中興名臣”操辦洋務“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梁“百日維新”變法圖強，還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結束中國兩千年帝制，都未能改變中國百年落後挨打的局面。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才使中華民族徹底擺脫了倍受列強凌辱掠奪的悲慘命運，實現了人民的自由、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
　　採訪中，在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白鋼看來，民族自立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隨後，在新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併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改革開放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短短35年，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又一次在規模上走到了世界前列。
　　然而，胡應南認為，這種規模上的積累，更多來自於“過去那種資源消耗型經濟、環境污染型經濟、來料加工型經濟、房地產拉動經濟、重覆建設投資型經濟等等低水平發展”，不但不能適應全球氣候變化大背景下綠色發展的全新時代要求，而且延續下去已經不是難以為繼的問題，而可能是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倒退。
　　“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又進入到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的關鍵階段。”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韓保江分析說，就現今中等收入國家的經驗教訓和我們自身存在的發展難題，比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收入分配的調整、社保制度的建設等等，如不通過系統性改革予以解決，任何一場大的經濟危機或衰退都有可能引發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廣泛領域的震蕩，甚至造成35年改革開放成果得而復失。
　　此時此刻，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僅有6年多時間，距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第二個百年目標也只有26年，我們決不能允許，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在距登頂咫尺之遙而毀於一旦這樣的歷史大悲劇發生。
　　1919年，29歲的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刊發《民眾的大聯合》一文稱，“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94年後，接過“民族自強運動”接力棒的中國新的領導集體作出了歷史回應。3月17日，習近平在履新國家主席一職的講話就坦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從社會主義道路角度看，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造成史無前例的全球性貧富分化、經濟危機頻發以及民族宗教衝突向全球蔓延，使其冷戰後所謂的“歷史的終結”落空，“華盛頓模式”唯我獨尊的合法性面臨空前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通過此次改革在吸收市場經濟體制效率優勢的基礎上，實現最大多數人公平、公正和富足的制度創新，是人類擺脫新自由主義思想桎梏重新想象另一個世界的實踐指引。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金融化是資本主義內在邏輯所決定的，無法避免，併成為新世紀以來全球普遍性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擴大、國家不安定、地區差距加大與地區動蕩的深層原因。唯有始終追求超越自我、超越自私自利、追求天下為公的中國文化基因，與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理想、和現代工業文明相結合，才能擺脫資本主義對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的有形與無形的 制約。
　　“我們為什麼更多地關心謝頂，而不是瘧疾？”3月12日，在英國倫敦舉辦的全球重大挑戰峰會上，微軟公司的億萬富翁創始人比爾·蓋茨痛斥“這個占全球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若以人為本，那麼瘧疾疫苗是最迫切需要的，但它幾乎沒有獲得任何資金。如果您正在研究男性謝頂或其他東西，你得到的科研經費就會比這高一個數量級，因為它在市場上更具‘發言權’，而瘧疾等更加重要的疾病的‘發言權’則很弱。”
　　過去20多年來，這種資本對高額利潤的瘋狂追逐，已經進一步演化為全球性的經濟金融化，直接表現為虛擬經濟的無孔不入。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全球化問題專家薩米爾·阿明對此剖析說，在過去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資本力量主要是處於生產環節的資本，“但是，現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都被金融化了，實體經濟也被吸納到金融體系之內。”
　　例如，西門子作為傳統的製造企業，其利潤的60%來自金融業務，而不是生產製造，可以說西門子也變成了一個銀行。在壟斷集團的控制下，大部分的剩餘價值不再被用來投資於擴張及深化生產系統，持續累積的唯一選擇是把這些剩餘用作金融投資。包括能源、食品等人類基本生活用品都已經囊括到了金融資本的投機漁獵中。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金融化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擴大的原因，它產生不斷增長的剩餘，而且以此自肥。”這位出生於埃及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從美國金融危機到歐洲債務危機，從“占領華爾街”到開羅的“街頭起義”，都表現出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日益加深全球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過程中的不可持續性。
　　與此同時，22年前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11月22日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篇《美國需要民主專政，不需要黨派鬥爭》的文章，耐人尋味地認為，美國一直引以為豪的“三權分立”已經發生了變異，“美國需要民主專政，需要不受黨派鬥爭、利益集團控制的技術行政官員，需要進行類‘社會主義’的政治改革。”
　　其實，福山只是從“危機管理”的視角認識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長處”。在胡鞍鋼看來，社會主義中國有三大國家組織能力能夠最終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從基層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的能力；堅持群眾路線，立足基層，進行民主決策的能力；中國共產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的執行能力。
　　“由於中國共產黨時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層的廣大人民群眾一邊，方纔保證了各機構、各地區朝著社會主義道路和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前進。”採訪中，胡鞍鋼由衷地告訴本刊記者，“我們現在所討論的社會主義因素，是廣大人民最需要的因素，我們所談到的社會主義，是實實在在的，不只是意識形態的。”
　　事實上，早在2009年，曾於1989年在其《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作出的“美國模式優於任何發展模式”斷言的福山，就在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調整了自己的觀點，“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制度自信”聚集共識時刻
　　“‘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是十八大賦予中國共產黨新的歷史使命，也是十八大有別於改革開放過去三十年的新的歷史特征。”胡應南認為，“制度建設”將成為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詞。而這也是10月29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深意所在。
　　就執政黨而言，新中國創建三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年，兩次國家建設轉型中產生的眾多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已經到了國家治理全面總結形成完備制度的奠基時刻。
　　應該說，新中國成立64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的國家基本制度是完備的，也因此才保障了今日中國能夠取得如此偉大成就。但是，不能不承認，在一些具體領域中，一是仍存在不完善之處；二是制度之間的系統性和協調性很不夠；三是制度的執行缺乏健全的監督制約機制，也即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突出。可以說，這三方面已經成為當前執政黨完成兩個百年曆史目標的最大的制度性障礙。
　　胡應南認為，推進“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就是要回答全球生態文明時代的發展要求，“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由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時代，經過科學發展，在向現代文明的制度時代全面發展轉變的標誌，也是十八大劃時代意義所在。”
　　具體講，“沒有‘五位一體’的現代文明制度的保障，反腐敗的措施到不了位，人民民主的權力到不了位，經濟公平競爭的政策到不了位。而任何一個社會，制度缺位的發展是沒有‘剎車’的發展，缺位的經濟是短板經濟，缺位的社會結構是短板的社會結構。‘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其實就是制度的補位建設，為發展裝上控制協調系統的安全建設。”
　　就勞動者而言，如何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基礎上讓國家發展和改革開放帶來的財富和紅利，制度化地分享於普通勞動者尤其是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低收入群體，正在成為中國長治久安的執政基礎。
　　近期，本刊記者在基層調研農民工生活現狀時瞭解到，農民工群體對通過技術、管理和資本獲得更多收入並不反對，而且競相積極提高自己的科學文化知識以期改善自己的工作生活現狀，但他們對自己多年付出辛勤勞動卻難以獲得有尊嚴的經濟收入和社會保障而無法釋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接受本刊記者採訪中認為，這集中反映出，亟待改革收入分配製度，用制度提高和保障中低收入者獲得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財富積累相匹配的勞動所得和改革成果分享。
　　“收入分配製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項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石。”如今年2月國務院批轉《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的通知所言，下一步“要繼續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維護勞動收入的主體地位，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在不斷創造社會財富、增強綜合國力的同時，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就有產者而言，如何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基礎上健全執行有力的合法資產和財產性收入的制度保護，是能否將廣大新興階層等更多國家建設力量聚集起來，共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
　　十八大以來，國內民營企業家一度對發展前景的認識產生了分歧甚至混亂。事實上，十八大剛結束，新的領導集體就已反覆強調和闡釋，“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初級階段”是“最大國情”和“最大實際”，初級階段“發展是第一要務”等等。這意味著，要完成“兩個百年”的歷史承諾，必須要團結盡可能多的力量，包括占GDP比重已超六成的民營經濟。這是有理性、有胸懷、有自信的執政黨的必然選擇。
　　10月29日，習近平就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採訪中，作為改革開放35年的見證者、也是受益者，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告訴本刊記者，聽後感到“十分振奮”。
　　現在，本刊付印之時，距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歷史時刻僅僅幾個小時了。此刻，我們想到的是1980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衡量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三條標準：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他非常自信地講：“到那個時候(指中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
　　現在，小平的歷史囑托落在了每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留給我們的時間只有26年。□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再高的山、再長的路，只要我們鍥而不捨前進，就有達到目的的那一天。”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桃源
　　經歷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92年的拼搏奮進，經歷了新中國64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歷了35年改革開放的成功探索，此刻，中國站在了又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這是向十八大所確立的兩個百年目標扎實奮進的新起點，這是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扎實奮進的新起點。
　　人們永遠不會忘記，35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改變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偉大抉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由此掀開了新的歷史畫捲。
　　35年後的今天，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把改革開放大業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推向新的更高境界。
　　這是一次動員全黨全中國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識，為全面深化改革清障，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的全會。
　　2012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必須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創建新的競爭優勢，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
　　今年7月在湖北調研全面深化改革的問題時，習近平強調：“應對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戰，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激發和凝聚社會創造力。”
　　這是一次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頂層制度設計的全會。
　　也是在2012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指出，現在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要堅持有效的改革路徑，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尊重實踐、尊重創造，堅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促進，鼓勵大膽探索、勇於開拓，允許摸著石頭過河。”
　　今年7月在湖北調研全面深化改革問題時，習近平強調：必須從紛繁複雜的事物表象中把準改革脈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特別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係，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係、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係、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係、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
　　2013年10月29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會議指出，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這是一次在深入調研、集思廣益、全面思考基礎上整體部署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各項重大任務的全會。
　　此前的2013年7月23日，習近平在武漢召開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時就明確指出，研究、思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
　　他強調，要下大功夫總結和運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下大功夫把握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改革開放的客觀要求，下大功夫瞭解黨內外對改革開放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下大功夫瞭解地方、基層和群眾在改革方面作的有益探索。
　　在那次會議上，習近平從6個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調查研究的重大問題。
　　第一，進一步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要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作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第二，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活力，為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不竭動力。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增強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發展活力，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完善財稅體系，發展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不斷增強經濟發展微觀基礎的活力。
　　第三，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以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為抓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第四，進一步增強社會發展活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要通過社會體制改革創新，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最大限度增強社會發展活力，充分發揮人民群眾首創精神，使全社會創造能量充分釋放、創業活動蓬勃開展。
　　第五，進一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通過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眾各方面權益。要在全體人民共同奮鬥、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權益，讓全體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
　　第六，進一步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改革開放任務越繁重，越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越要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要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增強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理想信念的堅定性，完善黨內製度體系特別是民主集中制，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加強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
　　人們可以相信，全會一定會圍繞這些統領改革大局的重大問題，在統籌謀劃，協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改革上，作出整體戰略部署。
　　這是一次為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堅定方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全會。
　　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在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即向全黨全國人民莊嚴宣示，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所以必須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今年6月26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們說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來源於實踐、來源於人民、來源於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他指出，我們要在深入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基礎上增強自信，在領導人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繼續開拓，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今年3月17日，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指出，中華民族是具有非凡創造力的民族，我們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我們也能夠繼續拓展和走好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堅定不移沿著正確的中國道路奮勇前進。
　　2013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會議強調，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這是一次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堅定信心，凝聚共識，動員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力量向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向實現“中國夢”的目標奮勇前進的全會。
　　2012年11月29日，在參觀大型展覽《復興之路》時，習近平飽含深情地說，“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他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一定要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國家建設好，把我們民族發展好，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
　　習近平滿懷信心地說，“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破解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難題，消除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需要不斷爬坡過坎、攻堅克難，可能也會面臨陣痛，但彩虹往往出現在風雨之後。
　　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實現“中國夢”，需要有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愛國主義始終是把中華民族堅強團結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創新始終是鞭策我們在改革開放中與時俱進的精神力量。
　　只要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我們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就能夠永遠朝氣蓬勃地邁向未來。
　　“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再高的山、再長的路，只要我們鍥而不捨前進，就有達到目的的那一天。”這是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時，向世人發出的鏗鏘誓言。□
　　中國基層改革脈動
　　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天下設立郡縣制，不論中國曆史上行政區劃演進如何繁複多變，唯有縣延續至今2234年未改。這說明縣級政權在國家政權結構中處於承上啟下、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是國家大政方針的落實者，也是“海晏河清”的體現者。所謂“郡縣治，則天下安”成為中國曆代治世基本之道，事關國家興亡大局，正在於此。
　　目前，我國有2862個縣級政府單位。現在，中國的確擁有北上廣這樣越來越多的國際大都市，但沒有兩千多個縣域經濟和社會的繁榮富足，中國難稱“富強民主”；中國有深圳、浦東和濱海這樣的改革先發者，但如果改革不能在縣域形成燎原之勢，也難以取得今天這樣的輝煌。
　　進入新世紀以來，縣級單位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者，發展矛盾集中向縣轉移。農業稅取消後，鄉村政府職能大為弱化，基層矛盾解決的責任全部落在縣級政府；二者，發展不平衡最突出表現在縣域經濟。縣域經濟處在工業經濟與農業經濟結合部，做好了能消除“二元經濟”，做不好就放大城鄉差距；三者，城鎮化進程的壓力直接承擔在縣域社會。新型城鎮化“主戰場”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決定了縣將是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題和難點。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進行總體部署。”這是數千位縣委書記為下一步加快推動基層改革創新久已期待的“尚方寶劍”，也是考驗這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線指揮員”的關鍵時刻。正如採訪中一位縣委書記直言，“上面說，‘往東走’，我們就要告訴老百姓，從哪兒到哪兒才是‘往東走’。”
　　在這改革大潮再次到來的歷史一刻，數千位縣委書記如何思考、如何期待？《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為此深入十位縣委書記的工作第一線，聽取了他們對中國改革和發展未來的肺腑之言。
　　受訪對象(以姓氏筆畫排名)
　　王韶華(中共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
　　王雪峰(中共黑龍江省青岡縣委書記)
　　王立彤(中共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委書記)
　　田志明(中共山西省襄垣縣委書記)
　　馮守權(中共遼寧省法庫縣委書記)
　　李建陽(中共雲南省石屏縣委書記)
　　張仕雄(中共貴州省福泉(縣級)市委書記)
　　唐獻泰(中共河南省湯陰縣委書記)
　　高  昇(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陳巴爾虎旗委書記)
　　周  斌(中共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委書記)
　　中國改革的基層動力
　　《瞭望》：新階段改革的基層動力在哪裡？什麼樣的方向和目標才能獲得基層幹部群眾的積極回應和支持？
　　張仕雄：改革，既是設計的，也是實踐中走出來的。中國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沒有人民群眾的積极參与，中國的改革無法前進。沒有群眾的應者雲集，頂層設計無法真正實踐，更無從談起全面推廣。
　　因此，改革的基層動力首要源於基層群眾的支持和參與，改革的終極目標是為了人民群眾能獲得更多利益，過上更好生活。要想改革得以順利推進，必須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秉持“以人為本”的理念，讓改革的紅利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群眾，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基層群眾支持和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我想，這才是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周斌：第一，改革要讓大部分人得益。改革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廣大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第二，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在於是否讓發展水平得到了提高。
　　首先，我認為頂層設計非常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寄予很大希望。只有通過科學的頂層設計，先發現問題，再採取可操作性強的措施，改革才能推進下去。
　　其次，地方上也要不斷地大膽探索。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沒有現成模式，從全球的發展來看，也是各國有各國的情況，發展階段、人文理念、發展支撐都不一樣。所以，必須在鼓勵改革、大框架支持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要大膽探索。
　　馮守權：我認為，改革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實現“中國夢”的客觀需要。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這個夢想在我們手中、在我們心中，也在新一輪改革的偉大實踐中，需要我們每個人扎扎實實地去做。
　　二是新一輪發展的必然要求。就基層而言，讓要素自由流動，最大限度地優化資源配置，實現高質量的城鎮化，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完成。尤其是我們在新型城鎮化上推進產城融合、以產帶城、以城促產，已經成為改革發展重要推動力。
　　三是人民群眾的所想所盼。要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改革就是要進一步順應發展的新形勢，順應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田志明：怎樣才能最大地激發生產能力，怎樣才能最公平地解決和改善民生，這是最大的動力。一項政策或是一個方案的出台好不好，檢驗的標準就是老百姓擁護不擁護，承認不承認。當年小崗村的改革，那不是說你同意不同意，那是一夜之間就在全國推開，就是因為老百姓認可它。
　　比如，對電動自行車剛制定政策的時候，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辯論，如該不該上路等，或是存在什麼問題等。但這一潮流是抵擋不住的。縣城老百姓認可它，汽油摩托車就自然淘汰了。可見，關鍵看實踐。我覺得還是要大膽放開，頂層設計和基層首創一定要相結合。要在更大範圍內放開基層創新的自由度，給予更多的空間。
　　王韶華：現在，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深水區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利益的調整，非常難。現在社會上的情緒大，錶面看是大家心理越來越脆弱、火氣特別旺，實質是利益調整問題。他們應該得到的利益沒有得到，或者某種人得到利益的方式太容易，而不是按照勞動和付出匹配。農村農民利益、城市居民利益、國家和地方的利益、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利益如何調整，方方面面交織在一起，就得讓頂層設計更加科學，才能釋放出全新的改革動力。
　　最近，中央媒體開始宣傳黑龍江農村改革，實際上就是土地流轉，從原來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到現在經營權和收益權進一步分離。這種改革就激發了農村一場大的革命。可以說，特別是現在很多問題不是靠推動就能解決的，得讓十三億人民的內生動力激發出來，這樣社會才能出現良性的高質量發展。
　　高昇：改革的動力應該是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從而激發基層發展的活力。對我們牧區而言，最大的問題就是改善牧區的生產生活問題。一方面，要推進草原畜牧業的產業化經營，提高牧民群眾的收入，處理好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問題，讓牧民群眾無後顧無憂；另一方面，要不斷縮小牧區的貧富差距，提升牧民群眾的幸福指數。只有讓牧民們更多地得實惠，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帶來的紅利，牧民群眾才會真心擁護改革，才能形成新一輪改革的基層動力。
　　唐獻泰：如果不以李克強總理所說的“壯士斷腕”的決心來改革，中國下一步就可能走向衰退。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這就是當前改革的動力。目前，這個動力還來自高層的清醒認識。新一屆領導集體上臺後，敢於把這層帷幕撩開，非常令人敬佩。不管後面改革如何展開，這種勇氣和高瞻遠矚的決心，讓我們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充滿信心。
　　現在，基層改革為啥缺乏動力？一是基層的改革存在風險。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識。搞改革，有可能引起關註，這個關註有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一旦是負面的，就會對改革者產生影響，甚至危及政治生涯；二是改革開放35年，形成了呈部門或階層式固化的既得利益團體。這些既得利益團體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改革就得先革自己的命。我覺得來自心底的改革原動力，是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責任感。這不是唱高調，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而且是一方水土的帶路人，必須時刻記住，跟人民、國家和民族的大利比起來，個人的利益太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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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N048）